2015年货币有效性

1、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有哪些理论啊

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变化的征兆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这种政策取向的调整，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在我国货币政策管理中，中央银行是以比较平稳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从一般货币理论看，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操控手段：恒定与权变。前者认为，只要货币供应量保持固定增长率，公众就会作出合理预期，从而使物价收敛于稳定。后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应随经济的变动，由央行随时调节。前者的缺点是过于僵硬，在现实中几乎无法运行；后者则因政策制定者预测的主观性与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因此，不少国家采用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增长区间的方式进行调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是好的货币控制手段，应以利率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其实，我国的利率还处于管制阶段，企业还处于对利率不敏感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央行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转而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工具都得到了较好应用。首先，2003 —2004年，央行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分别只上调了1和0．5个百分点，却产生了很大的市场效果。上世纪90年代央行也曾多次调整准备金率，且调整幅度大大高于这两次，但 市场几乎没有反应。这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其次，公开市场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场上通过公开买卖国债，向商业银行体系放松或收缩银根，从而起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使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得以保证。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形成的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央行在国债买卖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以冲销人民币的过快增长。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2003年达到14万亿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万亿元，大大超过其它证券市场的交易量。第三，利率手段的运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被放宽至央行基准利率的1.7倍和2倍。到当年10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特别是后一次利率调整，虽然幅度很小，但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和一些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都因之下跌。这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进程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利率的 提高，使市场得到非常明确的信号，央行对经济过热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强。�

央行还通过票据再贴现政策、窗口指导以及发布对某些风险的提示来实施宏观调控。可以看到，央行不再依赖单一的政策，而是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系列微调手段，前瞻性地出台一系列措施，以达到综合的政策效果。这种组合拳式的调控方式，将是今后的主要调控手段。紧缩货币政策一般是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政府财政/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加息来抑制消费增长，控制物价的过快增长，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从紧的货币政策：
一是当前宏观经济过热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有效的控制。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我国GDP增长9.7%，这表明快速奔跑的我国经济列车还没有慢下来的迹象。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和走势，其中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某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存在，并由此造成主要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加剧。统计显示，3月份的CPI已经达到了今年宏观调控的临界值3%。一系列问题的凸显使得央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尽快破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是必须切实加强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银行信贷资金运作不可能游离于经济之外，但金融在促进经济资源有效配置中发挥重要反作用。报告显示，今年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9.1%；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20.1%；市场货币流通(M0)同比增长12.8%。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同期GDP和CPI增长幅度之和。一季度金融机构实际增加贷款8351亿元，占全年预期目标2.6万亿元的32%，同比多增247亿元。如果银行信贷投放不正常扩张，银行信贷升温，则可能为需求增加新的泡沫，给通胀带来新的压力，为经济过热推波助澜。特别是有些投资方自有资金不足，想方设法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甚至有的建设项目成为由一家或几家银行来承担大部分风险的“银行项目”，以至形成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发生新的银行不良贷款，积聚“短存长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4月25日起，对所有金融机构普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将一次性冻结金融机构可用资金1100亿元左右，这对收紧银行资金流出的“阀门”，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取向是适度从紧,但要防止急刹车,避免大起大落,要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总体走向仍是稳健的，是稳健目标下发出的“紧缩”信号，也表明中央调控部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日渐明朗，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日渐科学，今后将会更多地通过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调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将获得有力的保障。

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再次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经济趋于过热，谨防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央行、各金融监管部门应强化对金融业窗口指导的力度，督促金融业审时度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保持速度、提高质量、增强后劲，为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2、试述我国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近七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评述
——兼评经济增长模式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宏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局部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项目，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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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2018年我国的货币政策

2015-2018年，我国货币政策概括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实施的几条主线是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继续加大市场供求决定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健全全国统一联网管理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落实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方案；继续鼓励金融市场创新，完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监管框架和机制，完善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处置体系。

4、2015年人民币汇率情况怎样

2016年1月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了人民币汇率指数系列的最新数据。2015年12月31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0.94，较2014年末升值0.94%；参考BIS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为101.71和98.84，分别较2014年末升值1.71%和贬值1.16%。三个人民币汇率指数一贬两升，显示2015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总体保持了基本稳定。
从全年走势看，前8个月受美元走强的影响，人民币有效汇率总体呈现小幅升值态势，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最高达到105.65，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市场汇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偏离。8月11日，人民银行完善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中间价的形成更加参考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此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有所贬值，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也有所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偏差得到了校正，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回落至101附近徘徊。11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持续小幅走贬又进一步释放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5年末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和参考BIS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都大致回到了2014年末的水平。
当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有条件继续保持基本稳定。首先，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2015年虽然出口增速有所回落，但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仍持续提高，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高达5391亿美元。我国并无必要通过货币竞争性贬值刺激出口来稳增长。其次，从外部环境看，各方面关注的美联储首次加息在长时间的发酵后，市场反映总体平稳，对2016年美联储继续加息的预期也较为充分，这说明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已在较大程度上被提前消化，下阶段美元走势受多方因素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最后，经济基本面仍将对人民币汇率构成长期支撑。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充裕，金融体系保持稳健，海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也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仍属强势货币。
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符合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人民币汇率将更加顺应市场供求力量变化，参考一篮子货币，有升有贬，双向浮动。但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顺应的市场力量是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外汇供给和需求，而不是以顺周期和加杠杆行为为主要特征的投机势力。一些投机势力试图炒作人民币并从中牟利，其交易行为与实体经济需求无关，不代表真正的市场供求，只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异常波动，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面对这些投机势力，人民银行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展望2016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继续呈现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双向波动、有弹性的特征，人民币汇率政策也将更多承担起发挥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

5、2015年什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中国经济“新常态”阶段论表明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性显著提高，“稳增长”的核心目标是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这一前提下，政府工作重心将放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改革和加速增长方式转变上。我们预计，决策者们可能下调2015年GDP增速目标，将重心放在结构性改革上。与此同时，会议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政策基调不会发生大幅度变化。为了对抗经济增长放缓、提升中期增长前景，中央将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中央将稳步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打破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管制和垄断，促进要素市场化，支持私有经济发展，推动教育与研究改革、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要素生产率水平。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需要审视“新常态”的阶段性含义与特征，更加长远且动态的看待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在加快结构转型和缓解增长过快下行之间取得平衡。总体来看，受货币政策宽松推动，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可能慢于我们之前预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负面影响可能超出我们预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产下行和传统的采矿、制造业去产能周期中，国内银行体系可能出现自主性信用收缩。因而，我们依然维持之前的经济预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将由2014年15.5%降至2015年的12.5%-13.5%，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7%-6.9%。

6、论述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

货币政策效应是指货币政策的实施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包括货币政策的数量效应和时间效应。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因素有：
1、货币政策时滞：从需要制定政策，到这一政策最终获得主要的或全部的政策效果所需的时间；
2、货币流通速度；
3、微观主体预期的抵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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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5中国实行了哪些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5年货币政策操复作从以下几方制面着力：一是继续丰富工具箱，完善工具储备。继续加强对国际流行政策工具的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不断丰富和增加工具篮，并对这些工具进行组合和运用。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灵活搭配、合理创新。

二是不断创新工具组合。要进一步研究归纳各类工具特征，不断完善工具箱中长期、中期、短期品种；精准把握工具操作量、发力方向和节奏。认真探索并思考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采用什么工具这一问题。同时，积极完善一套非常规的货币操作机制，以应对宏观条件的不确定性变化。

三是继续坚持定向调控的思路。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应发挥货币当局更大的主动性，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继续坚持定向调控，引导金融机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增加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进一步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宏观审慎政策参数调整力度。适度增加贷款进度弹性，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实际需求和季节性规律合理把握贷款投放节奏。